别人家的公司又来了！这家房企春节放18天假，你“慕”了吗？******
中新经纬1月10日电 (薛宇飞 实习生 李俊浩)2023年春节假期临近，一些公司已经开始公布假期安排以及派送福利，而这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总有“别人家的公司”让人羡慕。
近日，浙江房企滨江集团发布2023年春节假期安排，春节要放18天假，让不少人投来羡慕的目光。往年，滨江集团的春节假期也较长，还会给员工发放数万元不等的旅游津贴。总体看，地产行业形势下行，不少房企的春节假期福利打了折扣，不过，还是有一些企业的假期天数在10天以上。
“别人家的公司”又来了
针对网上流传的滨江集团春节假期安排通知，1月10日上午，滨江集团相关人士向中新经纬证实了真实性。滨江集团在通知中称，过去的2022年对房地产行业而言是艰难的一年，但公司以稳健的步伐迎来了企业发展的新高度，销售排名位列全国房企第13位，为历史最佳成绩。
通知称，滨江集团决定于2023年1月19日(农历腊月二十八)至2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放假，共18天。2023年2月6日(星期一)正式上班。
要知道，国家的法定春节假期只有7天，按照今年的安排，节后还有2天的调休，这么一对比，滨江集团的员工可以好好享受下久违的春节了。在过去几年，这家总部位于浙江杭州的房企，每年都会给员工充足的春节假期，还会发放数额不等的旅游津贴或消费券，被网友称为“别人家的公司”。
比如，2022年，滨江集团的春节假期长达16天，同时，作为滨江集团成立30周年的特别活动安排，所有员工享受7天“公司发展贡献特别带薪假期”，并根据员工职级和入职年限设定3万-5万元不等的消费券福利；2021年春节，滨江集团的春节假期达到20天，发放1万-4万元不等的消费券；2020年春节，该公司春节假期为19天，职级津贴在2万-5万元不等。
滨江集团上述人士表示，从销售上来说，春节是传统的房地产淡季，而在工程建设上，工人基本都要元宵节以后才回来工作，因此，公司的春节假期历来较长，“可能老板觉得大家工作一年比较辛苦了，让多休息休息。”
2022年砸400亿拿地 盈利能力下滑
滨江集团之所以每年都会给员工如此长的春节假期，还会发放数万元不等的津贴，底气就在于公司业绩在近几年持续爆发，成为房地产行业的“长跑黑马”。
2022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各项数据基本呈现下滑走势，房企的销售业绩持续承压。据中指研究院数据，滨江集团2022年实现销售额1539.3亿元，排在中国房企第13位，完成了全年1500亿-1600亿的销售目标。这一销售规模虽然较2021年1691亿元的销售额有所下降，但降幅相对较小。
作为浙江本土企业，滨江集团一直重仓于该省，尤其是杭州市。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2年，滨江集团在浙江省实现销售额1458.9亿元，超过了另一家浙江房企绿城中国的1260亿元，排在行业第一位。
土储关系房企的未来，在2022年房企拿地整体偏谨慎的情况下，滨江集团成为了民营房企中的积极派。前述研究院称，按照权益拿地金额口径统计，2022年滨江集团拿地金额达403亿元，排在中国房企第7位，排名民企第1位，同期，龙湖、万科的权益拿地金额分别为256亿元、241亿元；按照权益新增货值口径统计，2022年滨江集团新增货值608亿元，排在中国房企的第12位。
据滨江集团2022年三季报，2022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198.68亿元，同比减少18.69%；实现归母扣非净利润20.23亿元，同比增长53.7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0.25亿元，同比增长504.01%。据兴业证券测算，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该公司扣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为67.62%，净负债率为60.78%，现金短债比为1.50倍，三道红线达标。
但盈利能力有所下滑。据光大证券近期研报，从利润率角度，受行业前期拿地成本高企影响，滨江集团房产销售业务的毛利率2020年持续下行，2021年为24.02%，2022年继续探底。受房产销售毛利率下滑的直接影响，公司综合毛利率从2018年的35.7%下滑到2022年前三季度的16.6%，各项盈利指标自2019年以来皆持续下行。不过，预计2022年低成本获取的项目将支撑未来2-3年利润率的修复。
你收到哪些春节福利？
距离2023年春节假期仅剩10天，大家今年的春节福利如何呢？
就房地产行业而言，在往年市场整体向好的情况下，会有不少企业给员工放超长假期。有媒体统计，即便是在2022年，金地、邦泰、祥生、绿城、新城、中梁、美的置业、佳兆业、保利发展、大华、龙湖、奥园、中南的春节假期均在10天及以上。
10日，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房企员工对中新经纬表示，他们公司2023年的春节假期从1月16日到28日，共13天，与往年基本一样，其他福利没有多少。另一家总部位于西南的房企员工称，公司的春节假期安排还没出来，往年大多都是法定假期，估计今年也这样。据媒体近期报道，还有一些房企今年的春节假期在10天以上。
在网上，已经有网友放出公司的春节假期安排和年终福利。一位网友发布的文件称，公司的春节假期是1月18日至2月7日，共计21天。另一位网友表示，公司的假期达17天，称“史上最长假期，但我‘阳’的不是时候。”还有网友晒出公司年会抽奖福利，其中，特等奖居然是“单独与董事长合影”。这种特殊奖励，让网友哭笑不得，一位网友留言称，“还不如给200块钱”，也有“懂职场”的网友建议称，“合影后做一个易拉宝，放在工位边上”。
你的春节假期有多长？收到了哪些春节福利？来评论区留言说说吧。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 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
